兵农合一(兵农合一的征兵制)

本文为长篇连载。

分为《天子篇》、《诸侯篇》、《大夫篇》、《医家篇》、《阴阳篇》、《兵家篇》、《农家篇》、《墨家篇》、《纵横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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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兵农合一与士农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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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战汉时期的文献所载，大约在“五帝”时期，最高军事首领就已同时掌控了最高行政与最高神职权力，形成了最早期的独裁式集权——而这一集权态势也在现代考古对仰韶遗址、红山遗址等上古遗迹的研究中得到了基本验证。

图为后世对神农氏形象的想象。单从战汉时期的文献来看，“五帝”时期大抵在公元前27世纪至前21世纪。不过，就“神农”、“伏羲”等古帝事迹所反映出的物质基础来看，“五帝”时期应比前27世纪更为遥远，甚至可能早于仰韶遗址、红山遗址所处的历史时期。

由此来看，中国在商、周、战、秦、汉的逐步集权态势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基于上古的惯性使然——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战汉文献中有所夸张乃至“添油加醋”。

不过，独裁不可能是绝对的。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他总要把一些权力划分给其他人员，尤其在涉及到一些专业性较高的事务。比如，神职工作中不乏有一些基于客观规律而进行的专业性事务，包括预测气象、制定历法、早期医疗等——想要把这类事务办好，一者需要对应的专业知识，二者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这对于位高权重的军事首领而言实在是分身乏术——所以，军事独裁者必然要把其中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相对可信的专业人士，而这一职务也就会在军事首领独裁的前提下保留相对的独立性。

那么，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是否只会出现在神权上呢？

当然不是。

事实上，军事领域和政治领域在很多方面同样拥有着高度专业性，绝不亚于神权。

以军事为例：

其中会涉及军事指挥、军事组织、军事训练、军事筹划一类与军事直接挂钩的专业性内容，也会涉及地理环境、气象预测、冶炼锻造、器械制造、农业生产、外科医疗一类与战争息息相关的专业性内容。尽管军事首领属于军事领域上的专业人士，但也不可能将战争所涉及的知识全部学完、学会、学通再通过实践达到熟练的水准，所以他还是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其他人员。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可以明确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集权和分权并非绝对的对立关系。

在现实世界中，集权固然要把更多权力集中在当权者身上，但同时也会把一些看上去没那么重要的权力下放给其他人员，大致为“抓大放小”，由此形成集权上的部分权力集中又部分权力分散的动态上升态势。

那么，在集权的动态上升态势之中，军事独裁者会集中哪些权力又下放哪些权力呢？

或许，很多朋友会说：

最起码要抓紧军事指挥权这一类的“实权”。

以上观点看上去有理，但结合历史记录来看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

上图为晋卿火并时晋阳之战的大致情景。是役，智卿、魏卿、韩卿三人均亲赴前线对赵卿进行围攻，而智卿本人也正是在这场战斗中阵亡。

我们都知道，晋卿的身份是“将军”，本身就是为指挥晋军各部所设立，晋卿统兵的情况也一直贯穿了整个春秋时期。可到了战国初期，随着三晋内部的集权变革不断加深，晋卿本人反倒开始把军事指挥权交予家臣——以魏家为例，在魏文侯一朝时魏君虽也会率兵征伐，但一些重要战事已交予魏击、吴起、乐羊、李悝等人指挥，至魏武侯以降，魏君本人亲征的情况几乎绝迹，仅在魏惠王与公子缓争位时短暂出现。

这又是为什么呢？

就这个问题，很多人会解释为人事任命权、财政权、决策权、司法权、执法权、立法权等一些权力实际比军事指挥权更为重要——这种说法看上去有一定道理，但又解释不了为什么总会出现军事指挥官在朝堂坐大的情况——于是，就会陷入上述权力究竟哪个最重要的纠缠不清。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有必要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诸如人事任命权、财政权、决策权、司法权、执法权、立法权是否为天然独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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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思考这样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假设，有个人叫“老王”，他每天的生活是在凌晨5点半出摊卖肉夹馍，大概到中午饭点以后收摊回家，休息一下午以后，再开车接孩子放学，回家以后和老婆一起做顿晚饭，完后准备好明天出摊的东西，最后熄灯睡觉——问，“老黄”的职业是什么？

答案显而易见：

“老王”是个体商贩，口语的话就是“卖肉夹馍的”或者说“卖早点的”。

接下来，再来思考一个问题：

“老王”是否为一名司机呢？

答案也很明白：

“老王”在开车的时候当然是司机，但在不开车的时候就不能说他是司机了，因为他不以司机为职业——明白点说，他不以当司机为主要营生。

下面，我们再来想这样一个问题：

在21世纪，人类社会是否已经实现了普通生产者和司机的分离？

这个问题解答起来有点绕，大概得分三部分进行解析：

其一，21世纪确有相当一批人专职司机，也就是说确实出现了一部分普通生产者从日常生产中脱离了出来以专门从事司机工作；

其二，21世纪虽然有专职司机，但专职司机显然不可能覆盖全部的驾驶工作，所以还是会普遍存在普通生产者临时从事司机工作的情况出现；

其三，从21世纪的整体环境来看，还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只允许专职司机从事司机工作，普通生产者在一些时候从事司机工作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也不可能将司机工作从有能力购买机动车的普通生产者的生活之中分离出来。

以上内容看上去或许很像一通废话，但相信应该有不少敏锐的读者察觉到了一项重要信息：

反应到上古时期的社会环境，普通生产者在战时【普遍】参与战争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就像现在一个卖肉夹馍的在接送孩子的时候会当司机一样，本身并无割离的必要——尽管当时存在有少量专职军事人员，但就像21世纪存在有专职司机但并不妨碍没割离必要的客观事实。

说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所谓的“上古兵农不分”实际是后世眼光来看产生的一种折射——事实上，上古的“兵”和“农”本身就是一个东西，我们暂且称之为“壮丁”，而在这个“壮丁”群体之外又会存在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专职于军事行业，包括有是“士”、“侯（拿着弓的军事首领）”、“王（拿着斧的军事首领）”一类。

不过，上述结论有一处实际与现实严重不符，即在于“士”、“侯”、“王”实际也常参与到农业生产工作，似乎性质上也与“兵”和“农”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东西类似。

那么，这一现象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又要模拟一个场景进行解释。

假如，有个上古大部族的军事长官叫“老黄”，他总觉得军队集合的速度不够快，部队的组织力不够强，人员的战斗力不够理想，该怎么办呢？

倘若“老黄”是个21世纪的军事长官，倒可以在军营里关起门折腾，但在上古时期只能把这项工作一口气铺到田间地头。具体来说，就是向各个小村落派遣军吏，要求各个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组织工作的人员在军吏的指导下对农民进行日常军事训练，尤其在农闲的时候更是要加大训练量。

然而，这里又存在一个新的问题：

古代的“农闲”并不是真的闲，农民除了务农以外还会被官府的各类人员召集起来从事其他劳动，比如修建城墙、公路、桥梁或者是达官贵人们的府邸等等，所以军事长官想要占用一些时间用于军事训练的话总会和其他人员产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军事长官又该如何解决上述冲突呢？

大致有二：

一是让自己兼任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以自身的意志规划出当前军事压力下最合理的分配方案；

二是与其他人员进行协调，共同协商如何分配。

其中，第二种方案看上去是个不错，但实际操作起来会有很多问题。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设军事长官“老黄”察觉到周边的部族似乎有进攻的迹象，于是要求负责水利方面的人员立即停止堤坝的修建，把农民都调去修筑工事和紧急训练——如你所知，“老黄”的工作做得越好，周边部族越有可能取消进攻的计划，一场潜在的威胁越有可能得以平息——可真要是遏制住了敌方的进攻意向，负责水利的人员又会认为“老黄”纯粹是疑神疑鬼，白白耽误了水利建设，下次再不会这么配合了。长久以来，“老黄”为了部族的安全总会产生出这样一个诉求，就是换上一个“听话”又最好懂些军事的水利人员，省得在安全问题上添乱。

表面上看，“老黄”对水利职位上的插手是一种职权外的扩张。但是，只要我们跳出已知的人为划分的职权就会发现，无论军事还是水利再或是修桥、补路、耕作、放牧，到头来卖力气的都是同一拨人，只是其中会涉及到一些专业性的内容而需要由不同的专业人员进行组织工作及从事其中一部分专业性较强的工作。

在明确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大致也就能找到问题的根本：

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需要有一个最高组织单位负责协调各类生产及其他活动的资源分配——也就是最高权力，其下再因具体的专业性而分设军事上、内政上、财务上等等的组织单位——只是在上古时期这一最高组织单位是由负责军务的人员兼任，所以折射出了“王（军事首领）权”等于最高权力的表象，又折射出了“王（军事首领）权”覆盖神权、人事权、财政权等之中一部分要权的表象。

说到这里，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军事首领一旦获取了最高权力就要逐渐从军事事务中脱身出来，又逐步把一部分实在无法亲力亲为的军事事务交予相对可信的专业军事人员——晋卿从“将军”到“侯”、“王”的轨迹大抵正是沿这一逻辑所运行。

另外，我们又要思考一个问题：

假如“老黄”已经完全控制了当地的各个职务，他该以什么样的标准约束民众，在战时又该以什么样的标准约束参战人员，两者究竟应该统一还是区分对待呢？

从目前已知的考古发掘来看，至少战汉的统治者已经把一般徭役和兵役的相关条律进行了区分。但是，这种区分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在此之前必然存在着一个将其混为一谈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统治者又是如何处理军务和民务的呢？

不好说，但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

上古统治者在实际操作中多少会感觉到一点别扭，纵使以当时的社会环境、生产环境、战争环境还不足以区分军律和民律，但高级军事阶层最起码在内部会因为这种别扭而产生出一种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或许正是后世“军事贵族精神”的起源，注意这个词汇在本句中既无褒义也无贬义。

而高级军事阶层内部又会出现怎样一种行为规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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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或许可以将以上模拟场景再往后推延一番：

假设“老黄”通过不断的权力扩张最终掌控了部族的最高权力及各项重点权力，由此成为了这一部族的君主。

此后，“老黄”精心规划着部族的发展，部族也在他的带领下实现了全面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老黄”针对周边存有敌意的部族发起了一系列战争，为部族带来了更为安全的生存环境和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进而形成了一个有一定体量的早期邦国。之后的岁月里，“老黄”的邦国也不可避免地会像其他古国一样进入持续扩张的态势。

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老黄”对外的首次征伐。在这次战争中，“老黄”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向周边敌意最深的部族展开了突袭，以强有力的攻势击毙了敌酋“老张”，而后“老张”的军队对方死的死，逃的逃，还有一批没跑掉的选择和老幼妇孺一起向“老黄”投降。

至于该如何处理这批俘虏，部族内部出现了以下几种声音：

有人说，要把这些战俘全部杀掉——这个方案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因为他们是敌人，诛杀敌人（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有人说，杀归杀，但最好把里面手艺好的陶匠留下——这个方案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从缴获的战利品上看这个部族的陶匠手艺确实不错，留下他们干活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有人说，其实不只可以留陶匠，还可以把女人可以留下来生孩子或者干些纺织工作——这个同样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要说全杀掉实在有些“浪费”。

此时，平日里负责组织农业生产的人员“老王”忽然向“老黄”提出了这么一个现实问题：

在消灭了敌部以后，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他们的生产资料——比如田地、林场、渔场——进行生产？

毕竟，像耕作、伐木、打渔都是重体力工作，部族内原本的壮劳动力就不太充裕，打过这一仗以后又有所损失，接下来又该如何利用上新领地的这些生产资料？

对此，他建议把壮年男人也留下来，让这些人在武装监督之下从事重体力工作——至于老人和小孩就完全就可以杀掉了。

相比于其他人的发言，“老王”的方案确实显得即经济、又合理还现实得多，于是也会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

不过，唯有贤明的“老黄”不认同。

他说，换做有人当面杀死了你的父母子女，你会是什么感受？假如我们真要这么做了，仇恨的种子就会永远地埋在这些人的心里，永远惦记着对血仇血报。

而后，他又问“老王”，田地有多大，林场有多大，渔场又有多大？想让这些对我们恨之入骨的人在如此广袤的地界下进行劳作，我们需要派多少人监督才可行？

最后，“老黄”提出了这么一个方案：

告诉这批俘虏，我们这次的征伐只针对于敌酋“老张”和他身边的一些爪牙——虽然你们被这些人裹挟着与我们进行对抗，但我们还是愿意饶恕你们的从犯罪行——总之把范围缩小在一批“有罪”的人身上，而不要扩大到这个部族的全体成员。下面，我们要重点拉拢俘虏中没有亲属阵亡的一批人，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让他们协助我们对这批俘虏的日常生产进行管理，这样我们的管理成本就降低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把他们的孩子安置在咱们的部族里作人质，平时接受咱们的观念，等长大了再派到那边协助我们管理就更方便了。

毫无疑问，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老黄”的方案是最为妥当也最为“仁慈”的。只是这里存在一个程序性的小问题，就是如何裁决敌部的敌酋是“有罪”的，又该裁定他到底有什么“罪”？为此，“老黄”把敌酋干过的一番破事翻出来上纲上线地大肆批判，又添油加醋地硬塞了不少，由此把敌酋打成了一个罪不可赦的“罪人”——甚至搞得连原敌部人员也觉得“老张”这个人实在是罪有应得。

到此为止，“老黄”在不经意间制定了一项规定，即：

绝对不能干“老张”干过的那些“缺德事”——在这些“缺德事”中，有些确实是不应该干，还有些其实不怎么严重但在上岗上线的批判中被加重了。

上图为古代地中海奴隶制国家对奴隶买卖的大致情景。在此类题材的画作中，画师通常会为艺术表现力而选取贩卖女性奴隶的场景——此处特别提示，奴隶在奴隶制之下是一种“生产工具”，精壮男性奴隶实际是奴隶交易中的重点“商品”。

随着“老黄”的邦国不断扩大，其内部各个部族的经济情况也出现了悄然变化。

比如，有一个位于山坡上的部族，种植粮食的成本相对较高，但采集石材要相对容易一些。在被“老黄”的邦国合并以前，这个部族为了保证粮食安全一直把大部分劳动力消耗在高成本、低产出的山地耕作上，这导致了石材产量一直很少，交易量上也很难满足周边部族的需求。待合并进这个大邦国以后，“老黄”命令这个部族要把主要劳动力投入在采石上，又命令一些平原上的部族必须向这个部族提供一定量的粮食以换取石材，再把这些石材投入到市场以满足邦内诸部的需求。最终，山坡上的部族和平原上的部族也就形成了一种牢不可分的经济共同体。

假设，山坡上的这个部族想要脱离“老黄”的邦国，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

结果主要有三：

一是这个部族失去了稳定、安全、可靠的粮食货源，需要重新把主要劳动力投入到高投入、低产出的山地耕作上；

二是随着这个部族的主要劳动力向山地耕作转移，石材的产量也会减少，造成周边部族在石材方面的短缺；

三是一部分石匠、石商、运输队的生计出现了萎缩。

很明显，只要“老黄”的盘剥没到一定程度，这些部族是并不愿意离开这个经济共同体，而有人若是破坏这一经济体系自然也会被视为“罪人”——同理，“老黄”也必须有义务维系这一经济体系，而非一味的征发、盘剥。

再之后，“老黄”的邦国大抵沿着某些经济诉求而不断扩张——比如沿着河流或沿着矿脉——逐渐延伸到了从前遥不可及的地方。在这里，存在着一些或大或小的部族和邦国，有些对“老黄”的邦国有所耳闻，但也都知之甚少。在初步接触后，“老黄”先向一个部族发出信件，在信中要求对方服从，还说服从以后会得到什么什么好处，其中不乏对自身实力的吹嘘——以求达到对方不战自降的效果。诚然，这一招“老黄”用了很多次了，确实能直接恫吓住不少小部族。但这一次没有奏效——倒不是这个部族的首领“老刘”有多强硬，而是“老刘”和部众对“老黄”的邦国太过陌生，实在弄不清信上说的是真是假——于是，“老黄”向“老刘”正是宣战，亲率大军进行征伐。

好巧不巧，就在“老黄”召集军队的时候，“老刘”的领地上忽然闹起了蝗灾。等“老黄”率军抵达的时候，“老刘”早已被饥荒搞得焦头烂额，实在没有能力组织抵抗。在这种情况下，“老黄”的部将当然会建议立即发起进攻，因为这是最容易取胜的天赐良机。而“老黄”却认为不妥，因为如此一类敌人会认为自己是输在蝗灾手上而非我们手上，等到丰年很容易萌生反叛之心——这无疑会增加我们的统治成本。

为此，“老黄”选择先撤回军队，等到来年再作征伐。到了第二年丰收的时节，“老黄”又事先给“老刘”发了一封信，说自己非常清楚你们“国”小经不起折腾，建议你我双方最好速战速决，还约定了具体交战的时间和地点。在交战当天，“老黄”的大军是黑压压一大片，反观“老刘”那边要少了很多。此时，“老黄”又一次表现出了风度，要求双方各派一名最优秀的勇士在两军阵前一对一的公平较量，如果我方输了就立即退兵。于是，双方各派一名战士出战——如你所知，“老黄”从一个大邦国选出的勇士大概率要比“老刘”从一个小部族选出的勇士要强不少——后者在打了几回合以后就落败下来，其他人还不等“老刘”下撤退令就吓得落荒而逃。面对敌人的溃败，“老黄”下令全军只要驱赶他们就好，还特别强调要善待那些跑得慢的老人和小孩，追到他们的聚落周围就可以停止了。

经过了一天的折腾，“老刘”当然意识到部族的实力是很难和“老黄”抗衡的——今天还算“老黄”手下留情，否则大家的性命都得交待在战场上——旁边的部众也觉得归顺“老黄”未尝不可，毕竟“老黄”已经够让着咱们了，真要是放开手脚打一仗实在没有胜算。于是，部族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认为归顺“老黄”，虽然有一些在战斗中死了家属的人不太乐意，但奈何大部分人没有家属在战斗上阵亡，只能被迫跟着大家一起向“老黄”屈服。

或许，很多人还会感慨：

“老黄”真是个“仁君”！

在这样的赞美声中，“老黄”的形象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在吞并了“老刘”的部族以后，“老黄”以此为基地向着周边的其他部族和邦国扩张。在接下来的征伐中，有些小部族在接到“老黄”的信件后就直接归顺了，有些大一点的部族或小一点的邦国会试着和“老黄”的军队对抗一下然后归降，还有些部族和城邦组织联合在一起对抗“老黄”——在一场场血腥而残暴的战争过后，这些部族和城邦的军队被摧毁，战酋和邦君也被“老黄”裁定为与“对抗正义”、“穷兵黩武”的罪名诛杀，而那些较为恭顺的小部族则被“老黄”扶持起来协助管理这片被战争摧残过的土地。

又过了一些年，“老黄”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而他始终带在身边言传身教的长子“小黄”也顺利继承了父亲的位置，成为了这个强大邦国的新一代君主。再之后，君位传给了“小小黄”，又由“小小小黄”传给了“小小小小黄”，昔时先祖“老黄”的事迹也成为了时代相传的传奇和不容辩驳的真理。

现在，我们来作这样一个设想：

假如，“小小小小黄”某天干了一件“老张”曾经干过的事情——尽管这件事本身其实不大严重——会发生什么呢？

免不了会有重臣劝谏说，昔日邪恶的暴君“老张”就干过这件事，于是被上天的代表“老黄”诛杀掉了，你若是做这件事一定会导致亡国云云。

又假如，“小小小小黄”某天想要拓建一下宫殿，于是下令征收一些石材、木材，再出一些粮食供给召集的民夫——事实上，当年“老黄”留下来的宫殿确实有点小了，有点无法满足现如今的需要——又会发生什么呢？

也免不了会有重臣劝谏说，昔日那么多部众愿意抛弃他们的君主而归属伟大的“老黄”，还不是因为“老黄”能让山坡上的部族有足够的粮食吃，让平原的部族有足够的石材用，现如今你若为了扩建宫殿而抢夺下面的粮食和石材、木材，民众又何尝不会抛弃你呢？

再假如，“小小小小黄”想要借助自然灾难消灭掉此前一直解决不掉的一个敌国——这个敌国本身是有一定实力的，而且地理上还易守难攻——又会发生什么呢？

再免不了会有重臣劝谏说，昔日仁慈的“老黄”靠仁德收服了那么多部族，彼时有一些邪恶的君主们尝试勾结起来与之对抗，但就算他们集结了漫山遍野的兵马也无法阻挡真正的仁者，如今你不想当仁君偏要模仿那些邪恶的君主，结局又不是如何呢？

虽然上述劝谏及背后的提倡本身并无任何实质约束力，但却已经形成了一种超越普通人的行为规范。而且，这种提倡不只会用来约束君主个人，所谓上行下效，同时也会涉及到君主身边的一系列重臣乃至整个上层集团。当然，这些人自然也不屑于让普通劳动者也遵守这一规范。

但在这里又存在一个新的问题：

就以上场景来看，诸如宋襄公、《司马法》所反映出的某种观念亦或说“贵族精神”或许源自于上古兵家在当时环境下制定的解决方案，只是当时的方案被一些原因而固化为了某种倡导，又被进而固化为了某种行为规范，那在生产力环境发生变化以后难道就不会意识不到意识到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了吗？

这个问题则必须要结合农业发展才能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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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节：

农家篇（1）：神农与凡人